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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宁:西夏佛教文献概述返回

2014-03-08 15:12:41 来源:弘法寺 浏览量:2143
导读:

  (笔者据龚煌城转写系统提供西夏人名及书题的转写。“西夏”指的西夏语文献,“西夏佛教”指西夏该地的佛教;“藏傳”标示的是属于西夏佛教中的藏学传统的文献。“汉傳”则标示各种来源于中原文化的佛教传统;“西...

  (笔者据龚煌城转写系统提供西夏人名及书题的转写。“西夏”指的西夏语文献,“西夏佛教”指西夏该地的佛教;“藏傳”标示的是属于西夏佛教中的藏学传统的文献。“汉傳”则标示各种来源于中原文化的佛教传统;“西夏文献”指的是那些来自西夏国的文献,而不用关注其语言的联系。)

  西夏国建于1038年,此年嵬名(西夏文:ŋwe mji 鼠邑)元昊(即景宗,1038-1048;或称 “风角城皇帝”,西夏文:ljɨ khiwə we ŋwerdzjwɨ 汦杗後朹賽)正式称帝,宣称其为拓跋氏后裔,并接受帝王印信。西夏国曾自称“大白高国”(或大夏,西夏文:偃鴕且棒)而非“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攻击之后,大白高国灭亡。极少的曾经一度繁荣的西夏文化被保存下来,而且西夏的王统也至此中断。一些西夏佛教遗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得到复兴,但是自从14世纪中期以后,西夏语和文书便不被广泛使用。

  与契丹族、女真族的辽及金不同,西夏帝国的历史从未以专章的形式出现,因此关于西夏王国政治史的资料要从大量的汉文历史及地理文献中去寻求。这些分散的文献使重构西夏王国政治史成为可能,而西夏民族宗教和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未被研究。

  西夏佛教文献的发现

  第一次西夏宗教材料的发现应归功于清代官员学者张澍(1776-1847)。在1804年,张澍在调查著名的位于凉州地区的凉州碑(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认出了在碑一侧的不可识读的文字为西夏文。他于1837年出版公布了他的发现,但是这一发现在很晚才被以学术的态度去研究。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诸种以未知文字书写的文本残片及石刻被发现。G. Deveria (1844-1899) 和其他学者认出其为西夏国的文字系统。对已出现的西夏研究这一领域研究的推动,由俄国中亚探险家P.K. Kozlov (1863-1935) 上校完成。这位上校对未知的探索引导他进入戈壁滩中的黑水城(1908-1909)。于这片隔壁中,发现了大约一万多件西夏文献及残片,这些文献及残片现在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这一收藏就全世界来说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数量最多的。Kozlov的成功激起了对西夏文献的更进一步的搜寻:此后斯坦因(Aurel Stein)前往黑水城的废墟,将Kozlov所发现中的遗留文献带走。斯坦因所收集的材料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发现并没有终止:中国的调查者们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寻找,最终收集到大量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现散存于中国各省之中。对西夏文献最后的重大发现应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发现的山嘴沟佛教石窟(2004-2005年发掘)及拜寺沟方塔的地宫(1997年发掘)。大量的西夏文献亦在敦煌石窟北部被发现。尽管这些文献的大部分属于西夏国覆灭之后的文献,但是最早的西夏文献仍要从敦煌地区寻得。这些发现散藏于中国、日本、美国等。在黑水城、山嘴沟及拜寺沟的发现构成了现存西夏文献的主体。而所发现文献中的主体毫无疑问的是各种各样的佛教文献。

  西夏文献的编目

  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西夏研究的创始人N. A. Nevskij (Н. А. Невский, 1892-1937) 开始将存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西夏文献进行编目,并且对西夏文献类型作了仔细的观察。Nevskij观察到西夏佛教内容有两部份组成:其包括汉傳和藏傳两种源头的文献,而一些文献可能追溯到辽时代。Nevskij从未有时机去完成这些文献的编目,他的工作稍后由 戈巴契娃 (Z. Gorbacheva),克恰诺夫 (E. Kychanov) 和西田龙雄(Nishida Tatsuo)继续。由E. Kychanov所整理的圣彼得堡所藏西夏佛教文献的目录在许多方面采纳了西田的研究,特别是在将西夏文献与其汉藏文献来源的同定中。在中国,第一份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由周叔迦(1899-1970)整理(周叔迦,2008,4)。直到最近,学者才逐渐去考虑那些于黑水城发现的与汉文文献不同的用西夏文书写的佛经(Men’shikov L.N,1984)。这种分类法不能够展现西夏佛教系统的真正的结构,但是作为权宜之计而被使用。

  最近几年,收藏于中国的西夏文献几乎均被出版,而收藏于俄罗斯的则很大部份未被编目出版——Kychanov的目录只涉及了部份可用材料。

  西夏大藏经的出版

  按时间顺序,西夏佛教文献(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均包括在内)可以分成以下主要两类:追溯到西夏国时的文献(即大量黑水城文献,拜寺沟和山嘴沟中所发现的文献)及元代由西夏僧人所创文献。于元代刊刻的西夏文文献很明显是西夏时所翻译文献的复制,就西夏大藏经的形成而言,它们的序跋有时包含重要的信息(更详细的阐述,参看Dunnell R.,2009)。

  大部分关于元代西夏佛教的文献来源于《大宗地玄文本论》中的重要段落以及其他文献的不同記載(段玉泉2011;史金波2005;索罗宁2012)。元代刊印的西夏文献包括主要的是大乘经典,与华严思想、华严忏悔仪轨、施食仪轨有关的文献,以及与《圆觉经》教义相符的相关文献。亦有一些元代密教经典,西夏遺僧人所翻译。

  元代刊刻西夏文献的跋文给我们如下信息:西夏地区的佛教文献数量可至3620卷。这一套又附加诸多佛典被重新刊刻为《河西藏》,即西夏文大藏经。事实上该次刊刻发生在杭州的万寿寺,由僧录管主八(西夏遺僧)主持于1293-1302年进行,主要针对佛教文献于西夏故地散存的状况。这一次的刊刻被进一步的增加,至1311年最终版的西夏文大藏经数量有五十多部(王静如1932:1-15;史金波2005:298-312;312-331;347-340)。在元代,对各种语言的佛教文献进行修订主要由西藏和西夏僧人负责,他们均会两种或三种语言,因此一些汉译佛经,却在汉地不甚广传,而西夏文化遗产的代表则被收入汉文大藏经中。这对于许多密教文献(如《密咒圆因往生集》)及辽代佛教的教义著作确实如此,如《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以及许多密教经典的翻译等。

  文献中表达管主八刊刻《河西藏》状况的许多条目均是清晰的,其中记录着刊刻多少,多少被布施。但是目前可用的西夏出土文献却缺少一致的编定,因此它们的关系是否出于同一特定佛典仍有疑问。管主八所刊刻的西夏文献可能是大量可利用西夏文献的一个翻刻,而非对一个系统的大藏经进行重刻。但是,在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前仍需要更多的证据。与辽、金不同,西夏作者很可能从未以汉语来刊刻他们的佛典:那份被认为是汉文大藏经的西夏版部份的文献事实上是普宁藏版(1277-1290)的翻刻(李际宁2003:470-481)。

  西夏佛教文献的来源

  依西夏佛教文獻內容特色,学者们趋向于将这些文献分为两主流:即藏傳和汉傳佛教文献。西夏的文献均属于这两类,而汉傳文献则一直被认为是汉地佛教的代表。但是,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来源于黑水城的汉文文献在很多情况下源于藏傳佛教,因此與西夏文献有所相應。对基本的大乘文献亦是如此,这些文献在很多情况下均有西夏版本和汉文版本。即,传统的“语言准则”針對在西夏文献的研究而言是次要的。更明顯的是, 西夏佛教文獻可區分為“官方佛教”的文献和属于“民間佛教”的文献。

  大量西夏文和汉文均有的佛经(特别是《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金刚经》,《般若经》及净土佛典)事实上均不是独立文本的编辑,而是由官方在许多重大法会时所创制的“儀軌法本”。这些法会舉行在仁宗皇帝(1139-1193)在位期间,其中最大的法会发生在乾佑二十年,为的是庆祝仁宗皇帝执政五十年(R.Dunnell,1996;史金波,1988)。除这些刻本模棱两可的跋文外,大部分黑水城的大乘佛经均有大量的陀罗尼和曼陀罗,而此则被用来在法会上进行念诵。

  就现所存的西夏文献遗存不能够代表任何一种有系统的佛教文献體系。但是,西夏佛教亦熟知 “大藏经” (Tripiṭaka) 的概念(克恰诺夫的目录提到了“mji tha u lwərrejr 隘棒芝吭舂”,即"番大藏经典")。史金波讨论过一份文献,题名为《白高大國新譯三藏聖教序》(bjij lhjij tha sjiwlhej sou śjɨj dzjiijbu偃鴕且棒辰倆匚芝鈿佤誌)(史金波1988:283-285)。这份文献将元昊讚揚為佛经翻译的创始人,而这项事业在他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另一位皇帝(我们不清楚是谁)不得不去继承下来:因此到11世紀末属于大小乘的3579卷佛教文献被翻译完成。

  学者趋向于把从大藏经的西夏翻译和汉文大藏经进入西夏国的6个例证联系起来,以此来说明来自汉地《开宝藏》(初刊刻于971年至983年)的文献是西夏翻译的基础。尽管大量基本的大乘经典明确地译自汉地,但是却无任何直接说明《开宝藏》和西夏文献关系的证据。西夏文献提到“北方的和南方的佛经”,这一说法用作西夏佛教文献翻译的修订。这种表达的意义仍难以明白:其可能指汉藏文献,或者汉地和辽代的大藏经。对佛教文献的吸收、翻译、刊刻一直以来都在官方的支持下进行,即屬於通过佛法来"护国"維持王朝兴盛的的整體措施(诸如寺庙的修建,佛舍利的發佈)。因此许多刊刻的西夏佛经均伴有“皇室缘起”或 “愿文”,而这些文字均持“护国”的观念(聂鸿音2012)。另外,这些佛经也标示出本身是由“御譯”或“御校”等記載。史金波和克恰诺夫均同意大量的基本的大乘經典(大约300部)的翻译在11世纪(即秉常1067-1086,乾顺1086-1130二帝在位期间)完成,而12世纪则是对之前翻译的校訂时期。一些文献甚至可能追溯到白云宗,其为北宋受大众认可的一个佛教宗派,在元朝曾一时受王室支持(孙伯君2011)。综上可知,西夏对汉藏佛学传统吸收的源头可能并不唯一,其来源一定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西夏佛教文献(包含汉语和西夏语文献)包括各种属于汉藏文献的类型。根据教义(Doxography,该词曾被Dalton和van Schaik使用,2006),西夏文献可以临时被分成下列宽泛的几类:小乘文献(对汉文《阿含经》和《阿毗达磨》的翻译),大乘文献(显密经典,论著,包括般若文献、因明文献),禅宗文献。这种教义分类大体上是汉地的来源。另一种教义(doctrinal)分类包括金刚乘系统(仪轨和修法)的各种文献:大手印(Mahāmudrā),金刚亥母(Vajravārāhī),喜金刚(Hevajra)及相关传统。西夏《華嚴忏悔仪轨》将两种系统的因素綜合在一起(索罗宁2012)。

  属于汉傳主流的文献包括与华严传统、禅宗相关文献,另有净土传统,忏悔修法等材料。这些类的许多文献的来源即是契丹辽而非在宋朝。由汉傳相關的佛教文獻类型如下:经(sūtra,lwər rejr, 吭舂),论(有时亦用“本母”,śastra,ljɨ肜),各种注释类文献(gjɨɨj劣,相当于汉语的“疏”;bjij 渲,相当于汉语的“注”;phie擾,汉语“解”;la璧, 汉语“記”),流行的辽“鏡”文体(tjɨj跡)等。西夏文献中的汉地源流密教文献以开封传法院翻译的文献为代表。特别地,西夏佛教文献中的漢傳类别是ka肓,代表汉地类型“科”,提纲性的解释。西夏文献的类型分类不是固定的:属于不同来源的文献可能属于同一类:这样的类型诸如la璧, śjoo蚌 (汉语:集)可以指代汉藏传统的文献。

  一些西藏来源的文献通过它们的宗教类型很容易就可以辨认:這些文獻標題常包含tshji繁 (汉文:根;藏文:gzhung)——专著;tśjɨɨ 藏(汉文:次)——仪轨很明显属于西藏来源。此外,最流行的西夏译藏传佛教文献类型是“tshji ŋwuu遵爬”(汉语:要语;藏语:man-ngag,upadeśa),“tsjiir da蝴霏” (法事, cho-ga, vidhi), kjuśjij 鴉謂 或 wjiśjij 賒謂 (sādhanā;求順,供順,作順; sgrub thabs) 等,所以均是儀軌或修行而非佛教理论的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法事”和“陀罗尼”类相同地适用于汉藏文献中。西藏显教文献这一类包括佛教因明学的论著。这些文献中,“要语”是最多的(Kychanov列了大约100条目),大约其中的一半属于金刚亥母(kie dźja gju mja 劓鬣虐齒)修法。其他类型(如jwɨr拗,汉语:文;及“成就法”,sādhanā)的文献与这个本尊有关的文献也是特别多,使金刚亥母成为西夏藏传佛教最为流行的本尊。属于这些系统的文献其可溯源至早期的噶举和萨迦派,而这些文献则成为西夏佛教的基础。

  怛特罗(mər twę袁縫; 本续)类一般在西夏文献中被忽略:目前学者确认存在西夏译的三菩怛本续(汉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山嘴沟文献其汉文原来的标题为“三菩怛”);西夏语:gjuu rjur zjinjɨ ŋwuphjoo mǝrtwę聳芅圳酬奔抏袁縫;汉文本、西夏文本均存;沈卫荣2010,407-417),喜金刚本续(或與其相關文獻,如:lhju ɤjɨ njij mǝrtwę jij la屆汝咱袁縫柝璧,《喜金刚本续之记》,其为对该本续的一个释论)等。元朝时西夏僧人一行慧觉提供了他那个时期存世的本续列表,此表表示西夏時期已流行大量無上瑜伽本續(索罗宁2012)。大量来自圣彼得堡的文献还未被识别出:在很多情况下Kychanov的目录将“tśja tschwew 拯簞”认作是文獻类型,而此词为“敬拜”的翻译,在各种论的开篇处使用。以上的分类是临时的,但是提供了对现存西夏佛教文献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应该指出的是,于各地发现的西夏文献证实了众多内容的一致性:即可以推测汉藏这种相似的传统已经在西夏广泛传播。

  来自西夏的各种文本材料

  汉文文献拥有大量的文本材料。这些文献中的部分构成了基本的佛教結構(诸如《大智度论》的翻译,《瑜伽師地論》),而其他的则一般和北宋的“復興华严”相联系,诸如《华严经狮子章》(Wja ljuu kie katśjij dzwǝ, 塢衡劓鋤夕饗)。这份文献在北宋期间由晋净源(1011-1088)所整理。另一主要文献體系包括唐晚期的华严禅宗的文献,这些文献在契丹辽的保护下得以在中国北方幸存。这些文献大致包括来自清凉澄观(737-838 , gji bioo潭狁,汉语译为“澄觀”; gji śjuu 潭駟,汉语译为“清涼”)传承及圭峰宗密(740-841; kjwi xjow頻劂, 汉语译为“圭峰”;sjɨ ‘jɨj完應, 汉语译为“草堂”; and djɨj źjɨr材羈, 汉语译为“定慧”; 详见索罗宁 2008)传承。这一传承的教义系通过西夏译澄观的大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鈔》(tśhjawa tha wjaljuu lwər rejr gjɨɨjbju wo śjabjij, 棲開槌菜塢衡吭舂劣呈損連渲;这份文献的来源和结构有些可疑:其可能为辽著名上师悟理鲜演(1048-1118)所作)现存残片而得知。另一主要类是对《圆觉经》的西夏文及汉文注释文献。该类主要由北宋时基本华严文献获得,特别是名气很小的华严上师广智本嵩。

  除了与澄观及宗密相关的文献外,仍有许多来源为辽代的文献:《究竟一乘圆明心义》(Dzjɨdźjwa lewu ioswew njiij wo志遘一羌鉸挺項損),这份文献是辽代上师通理恒策(1049-1099,西夏文:wo dar損機)的西夏文翻译,他的汉文作品在黑水城中亦存;《圆心镜》(Io wo tjɨj 鉸項跡),由通圆国师所作,可能也是辽代文献的西夏翻译。于黑水城中发现的辽代文献中最重要的为一份只可通过其缩写的标题“tjɨj跡”(汉文:镜)而得以了解的文献,该文献为《镜心录》的译本。《镜心录》为著名辽上师圆通道㲀(1056?-1114? )所作,其在其他地方仅在引文里出现(索罗宁2012a)。

  许多文献属于由澄观和宗密所发展的华严禅宗传统。属于这类的文献包括:《真道心照》(Ɣiejtśja njiij swew沮噥項晁),其可能为西夏编定本;《宗州宗师教仪》(Xutśjiw mərdzjiij dzju tjɨj尐妍袁伻嚨災)和其扩充版《洪州宗趣开解记》(Xutśjiw mərtshwew bjij phie la尐妍袁瞞渲擾璧)(索罗宁2012c)。诸如《唐忠国师住光宅寺尔时众人问佛理二十五问答》(Thow Tśhjow lhjijdzjiij Bjipju ‘jimjii u dzjiij tśhjɨdzie ‘jidzjwo thawo dja’jɨr njɨɨɤaŋwe ‘ jɨrku巴舟且伻犧箸試倡投絕妞禍試戊菜損愉鈉流蚩剛鈉坷)这样的经典亦属于晚唐佛教的源流(索罗宁2012b)。

  藏傳西夏佛教以许多的已由西田龙雄及稍后的聶鴻音同定的大量佛经为代表,但是此类文献的大部分却为汉文、西夏文的仪轨和修法文献。这些文献中,有一种可以被认定为大手印(梵文:Mahāmudrā,西夏文:thȧ la tjɨj棲不爨;藏文:Phyag-rgya chen-po)传承。这类文献被认为收于元代汉译藏传佛教集《大乘要道密集》中(沈卫荣2007;陈庆英2003;索罗宁2009)。几乎所有的西藏大手印文献均收于《大乘要道密集》中。

  另一类重要的藏源西夏文献是“道果”(西夏文:tśja ljɨ mjaa噥厏筐;藏文:lam-‘bras)。这类中最有名的文献是《菩提勇识所学道及果与一顺显明宝炬》(Potjɨj kjirsjij ɤiewlew tśja ljɨ mja rjir jaśjij dźjuśja ljɨzjur檮變屨懦鈸暘噥厏筐泌閂謂娘連濺掘,克恰诺夫的目录列了这份文献的30个复本)。除了这些,可以进一步识别出属于金刚亥母(kie dźja gju mja 劓鬣虐齒)、吉祥上乐轮(藏文:bde mchog khor;西夏文:gjuu rjur phju rejr dźiej聳芅溴髮忺)和喜金刚(lhju ɤjɨ njij 屆汝咱)修法的文献。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金刚亥母文献是这类文献中数量最多的。

  尽管许多重要的藏地和汉地文献被翻译成西夏文,但是西夏文献中几乎不含有汉傳佛教宗派的基本義學论著或藏传佛教的根本续(mūla-tantra)等文献。同時而大量的现存文文献均包括來自汉傳藏傳的仪轨和修法中。这很可能反映出佛教傳入西夏的历史背景。

  總而言之,在西夏佛教的形成中辽代佛教的宗哥(Tsongka)地区佛教起了巨大作用。时下学者一致认为在12世纪中期,藏传佛教于西夏才出现,并逐漸的取代了漢傳佛教。但是,據目前對西夏佛教歷史的瞭解,我們可以發現,藏傳與漢傳佛教在西夏同時相處。因此,二种佛教主流深入西夏的過程可能是同时的,而非其先后。现存同一文献的汉文和西夏文版均存而缺少藏文的来源,因此可能推测西夏的藏传佛教文献可能以口头传承而非文献的方式进行传播。进而进一步猜测汉、藏传佛教于西夏形成了一套清晰的系统,而其于12世纪的后半期显露出来。关于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拜寺沟,200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

  段玉泉,2012:《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收于杜建录编:《西夏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庆英,2003:《<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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