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方：中国大陆佛教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返回

　　一、中国大陆佛教的现状与分析

　　(一)分析框架和理论预设

　　本文从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考察当代中国佛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宗教如何批判性地回应现代化进程，对此作出自身的调适，同时对于现代化的弊端作出批判，是世界各大宗教普遍面临的问题。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宗教必须在特定路径制约下，即必须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制约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当代转换。

　　从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出发来考察当代中国宗教，就必然关注现代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展开及其对宗教的影响，尤其是政教关系、民族国家认同、寺院经济模式、宗教教育、社会参与、性别伦理、僧俗关系等结构性张力，以及这些因素对于宗教组织再生产机制的影响。

　　由于市场经济给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带来的急剧而巨大的变迁，特别是全能型威权政治体制松动，主流意识形态和无神论宣传削弱，社会结构由国家直接掌控民众向国家-社会-民众的社会常态回归，社会流动性的剧增，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对乡土中国和城镇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使得当代中国的宗教需求呈现不可遏止的勃兴态势。这一基本判断，基于学界多年来实证调研得出的社会事实，也是下文分析的出发点。

　　(二)我国佛教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1.佛教作为第一大教的基本地位没有动摇

　　根据2010年公布的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的抽样调查结果，佛教徒数量占我国人口的16.6%，约合21916万人,远远高于其他四大宗教信徒人数总和，是后者总数的三倍以上。这表明，我国宗教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佛教依然是当代中国信徒最多、规模最大的建制性宗教。这当然与佛教在我国历史悠久、社会基础雄厚是分不开的。

　　2.佛教和其他本土宗教的发展速度不及基督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普遍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虽然缺少全国性的调查统计，但许多学者所做的区域性调查和政府相关部门近15年来掌握的资料都一致表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尤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要大大高出包括佛教在内的其它宗教。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合法建制宗教(“红市”)的宗教服务供给，其挤出效应导致民众从宗教“灰色市场”和“黑市”寻求自身宗教需要的满足，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组织型态和传播策略，使之成为这一管制市场下最大的受惠者。第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乡土中国的空巢化大大削弱了佛教等传统宗教在乡土社会的存在基础。

　　3.佛教的制度化型态和非制度化型态发展都十分有力，后者更为迅猛

　　佛教的制度化发展型态，是指佛教的寺院庵堂和居士林等本身有明确组织形式、且被政府部门纳入管理范围的型态。

　　佛教的非制度化发展型态，是指在大众传媒、流行文化、现代传播技术影响下，佛教徒的自组织和准组织化发展型态，它既可以呈现为松散的传统佛教修行团体，也可以气功、瑜伽、灵修、养生乃至国学等面目出现。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宗教需求呈现不可遏止的勃兴态势，这种刚性的需求增长使得无论是制度型态的佛教还是非制度型态的佛教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显然后者的发展更为迅猛。零点公司2007年的调查也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点：在全部佛教徒当中，只有9.9%的佛教徒参加过正式的皈依仪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性佛教对于信徒的控制力不足。

　　造成佛教的制度化型态与非制度化型态发展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我国现行宗教政策对于制度化宗教型态发展的抑制造成的挤出效应。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当局对于制度宗教的严格控制，吊诡地促进了制度宗教之外的种种个体式的、新兴宗教式的宗教性的繁荣。”

　　其次，在制度性宗教的宗教服务产品受到严格管制、供给不足的情形下，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如电影《少林寺》、金庸的武侠小说、电子游戏等)、宗教的嵌入性社会存在(气功、瑜伽、灵修、养生、国学)等因素，对于社会大众的佛教想象的塑造要更加有力，对于信徒和准信徒的佛教需求的满足也更为便利。就社会大众的佛教想象而言，电影《少林寺》或金庸武侠小说的作用或许超过大陆佛教界的任何一位高僧。就满足中产以上阶层的佛教需求而言，恐怕也没有哪位佛教领袖的著作抵得上南怀瑾著作所起的作用。同样，大量免费派送的录音带、录像带、CD/DVD、宣教书籍，使得海外的净空法师成为在大陆佛教居士群体当中影响最广最大的法师。

　　第三，新传播手段给佛教信徒的非传统型自组织型态带来了极大便利。自1990年代以来，网络和手机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荡平了佛教非传统型自组织型态的发展樊篱，使后者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短短的十余年间，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佛教自组织型态，就经历了三个跨越式的代际发展：BBS是第一代，“网海莲舟”论坛的火爆和《越尘集》的网上流通，见证了网络时代大陆居士佛教摆脱对传统建制性佛教的依附而迅猛崛起的一幕。博客是第二代，很多大大小小的佛教领袖通过博客包装、塑造和营销自身的形象、理念以及佛教服务产品。学诚法师博客的火爆，表明传统制度性佛教的领袖们在错过第一代网络布教的机遇之后，没有再错失机会。微博和微信是第三代，它们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进一步平面化，让普通人也可能迅速成为信息节点人物，大大削弱了佛教领袖的信息高地优势，深刻改变了网络佛教的生态，其未来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与新技术手段的迅猛发展相比，目前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体制显得落后、僵硬，远远不能适应宗教事务的发展现状。如果说它对制度性佛教的刚性约束虽然效果可疑，但还称得上有效，那么，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就几乎完全逸出了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约束，而其他部门的约束和监管机制也十分薄弱。

　　4.制度化佛教型态的构成和生态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传统中国社会当中，佛教的制度化存在主要有三种型态：城镇佛教、乡村佛教、山林佛教，三者各有特色，鼎足而立，势均力敌。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解放以后，三者都经历了急剧衰退的过程，文革期间更是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城镇佛教仅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城市有象征性的存在，山林佛教和乡村佛教则趋于消失。新时期以来，三者都获得了恢复性发展，但力量对比和各自生态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1)城镇佛教发展稳健。城镇佛教的恢复最先起步，而且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复兴势态。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急剧的城市化进程，给城镇佛教特别是都市佛教(大中型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佛教)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城镇佛教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供需关系失衡。即使在文化中心城市，佛教寺院和出家人的数量也少得可怜，他们能提供的宗教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庞大的城市人口，以及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制度性佛教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合理。为数不多的制度性佛教资源往往配置在老城区和远郊，城市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新城区、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城乡结合部等区域，资源很少甚至完全阙如，客观上使得这些地区的潜在佛教人口转向该地区存在的其他宗教，或到宗教服务市场的灰市和黑市上寻求满足。

　　――制度性佛教和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失衡。这一点前文已论及。

　　(2)乡村佛教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乡村佛教的恢复起步较晚，而且动力不足，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总体而言，传统上信仰佛教的西南民族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佛教尚能勉强维持，而经济落后地区、劳务输出地区的乡村佛教则趋于萧条衰敝。在佛教信仰群众基础相对雄厚的福建，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闽东地区佛教群众基础深厚，乡村佛教尚能维持;闽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乡村佛教也有一定复兴：而闽北地区的乡村佛教则呈现明显的衰落态势，登记在册的佛教寺院因后继无人等原因，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关闭。

　　(3)山林佛教名存实亡，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传统中国，以名山佛教为代表的山林佛教，以鲜明的个性区别于城镇佛教和乡村佛教，无论就佛教界的内部认同，还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想象而言，它都是传统制度性佛教的精神堡垒和中坚力量。但是1949年以来的社会变迁，深刻改变了山林佛教。1949年至1978年间，山林佛教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新时期以来，山林佛教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但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迅即把蹒跚起步的山林佛教冲入商业化的大海之中。绝大多数山林佛教成为形形色色的风景旅游区的一部分，僧侣和寺院生活成为一种大熊猫般的高等人文景观，供人买票观赏。高得惊人的景区门票价格将朝山进香的香客挡在门外，代之以到此一游的游客，而门票收入的大部分则归于地方政府。熙熙攘攘的游客流也深刻影响了寺院内部的生活形态，许多山林寺院不再是清净隐修之地，经忏佛事、占卜算命、迎来送往、陪吃陪聊，成为相当一部分山林僧侣特别是名山僧侣的日常生活主要内容。

　　“名山依旧，高僧不再”，这是佛教界内外普遍的感叹，它最深刻、最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制度性佛教的危机：

　　――主体性丧失，政府对于寺院管理体制和内部事务的介入和干预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政府插手各级佛教协会负责人选已属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更有甚者，有的经济收入丰厚的著名寺院，不但方丈推举受制于地方官员，连班首执事乃至小知客的更换都受制于有关部门官员。有的地方甚至直接派出干部管理寺院的门票和香火钱。激起佛教界轩然大波的兴教寺事件，更是将佛教界不得自主的真实处境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商业化倾向严重，沦为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道具。广受社会舆论诟病的佛教商业化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被商业化”。在政府公权力和商业机构的强势介入面前，佛教界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去抵制这种“被商业化”。――宗教生活形态发生本质性的蜕变。传统山林佛教的生活形态几乎荡然无存，仅在形式上保留了早晚课等日常宗教生活形态，以及经忏佛事等宗教服务，而传统山林佛教引以为荣的深入三藏、精进实修则几乎不复存在。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得绝大多数佛教寺院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其次，由于这种强力干预的影响，各级佛协和寺院的领导层中妥协、顺从乃至迎合政府或官员个人意志的力量得以滋长，佛门清流的力量反而容易受沮;第三，一部分出家人本来就是将出家视为一种职业选择，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迎合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风气;第四，现代化进程中山林变得越来越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从根本上改变了山林佛教存在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

　　5.佛教组织内部管理模式和思想倾向日趋多元化

　　在组织制度上，佛教寺院名义上都尊重传统的丛林制度，实际上为适应现代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在形式上还基本沿用丛林清规，但予以简化;有的则公开采取企业管理模式和考核制度，还有的甚至引入物业管理，免除传统视为僧人日常修行科目的清洁卫生工作。

　　在思想倾向上，太虚法师提倡的人生/人间佛教思想，经过印顺、星云、圣严、证严和赵朴初等两岸佛教领袖的进一步提倡，以及官方的认可，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但由于大陆各级佛协对人生/人间佛教的官方诠释失之笼统，加上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扭曲，佛教界很多团体和个人对其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传统保守的立场，甚至偏狭的基要派立场，在佛教界也大有市场。由于当前宗教政策对佛教组织的主体性尊重不足，刻意与政府及各级佛协主流立场保持距离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佛教界内部也广受敬重。同时，强调效法藏传、南传乃至日韩佛教形式的主张在教内也都有一定的支持者。

　　二、发展变化趋势

　　在未来十年，影响佛教发展趋势最主要的因素依次是：宗教政策、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复兴、新技术手段、城市化进程、人口因素。

　　(一)、宗教政策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依然是未来十年影响佛教尤其是制度性佛教的最主要因素

　　现行宗教政策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如果不做出必要调整，就势必继续扭曲宗教市场的供需关系，抑制制度性宗教提供充裕、优质的宗教服务，其挤出效应将悖论性地促进政府不乐见的宗教灰市和黑市的发展，促进非制度性宗教型态和包括邪教在内的新兴宗教的繁荣。

　　但宗教政策因素也是最能动的因素，它能否改变、如何改变，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更新，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特别关键的是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就宗教事务问题的利益博弈，因此很难就其对具体宗教的影响做出准确的预测。

　　(二)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复兴对于佛教尤其是非制度性佛教的弥散发展将发挥更大的影响

　　尽管无论从政府的倡导、文化界的鼓吹还是一般民众的期望，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学上，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既没有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士(儒生-士大夫)这样的特定社会阶层，又失去了宗法社会和科举制度的依托和荫庇，儒学犹如游魂野鬼，缺少制度性复兴的社会基础，只能以某种方式嵌入到现有社会制度当中，还看不出令人鼓舞的制度创新迹象。而作为传统文化最大的制度性存在，佛教可能意外地成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最大的受惠者。

　　国学热对于制度性佛教的影响在于，将加速出家僧侣的文化素质提升和世代更替。社会精英阶层对于高素质僧才的需求将迫使僧团加快人才培养，而随着出家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寺院负责人，将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由于年龄原因而自然更替，极有可能提早实现世代更替。

　　可以更加清晰预测的是，国学热将大大促进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其中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和整体健康运动(holistic health movement)如气功、瑜伽、养生等、文化培训(学校课堂与社会上的国学培训)将成为佛教在社会中制度嵌入(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的最主要途径，但同时也必须警惕其中必然会出现的新兴宗教化的发展态势。

　　(三)新技术手段将加速山林佛教的解体和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新技术手段对于佛教发展的影响如何估量也不过分，但就未来十年而论，新技术手段对于佛教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对于佛教发展的激励作用将继续扩大，特别是以3G、4G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网络的出现，对制度性佛教和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新通讯技术和信息平台对于制度性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放大佛教僧侣特别是佛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放大其个人优缺点并透明化，适应这种变化并重新塑造个人克里斯玛将成为网络时代佛教领袖的重要素质，而危机公关也成为大型佛教组织和佛教领袖的必修课。第二，使得传统上有效的僧俗区隔和屏蔽制度面临巨大挑战，如何维护僧团的出世脱俗品格变得越发困难。

　　新通讯技术和信息平台对于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进一步降低了实现佛教自组织化发展的成本，增加了佛教文化资本的流动性，同时也使得逸出政府管制和主流社会约束的异端形态产生的几率大大增加。

　　――高铁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进一步拉近山林佛教与都市的地理和文化距离，有可能使得制度化型态的山林佛教彻底丧失特性，与城镇佛教同质化，但作为抵抗这一发展趋势的应激性反应，小型的山林隐修团体可能急剧繁荣起来。就此而论，终南山出现的各种隐修小团体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但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这一群体完全可以听任其自生自灭。

　　(四)城市化对于佛教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在现有宗教政策环境下，城市化必然进一步加剧宗教的供需矛盾。城市化对于佛教发展趋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剧制度性佛教型态的分化：城镇佛教的发展速度将加快，乡村佛教的发展可能停滞或萎缩，山林佛教进一步趋于城镇佛教化。

　　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城镇佛教服务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僧团内部欠缺竞争和筛汰机制，导致城镇佛教僧团耽于安逸、不思进取、道风滑坡的可能性剧增，僧团维护其神圣性面临的困难将大大增加。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佛教的社会参与，特别是慈善救济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加速非制度性佛教型态的发展。由于制度性佛教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日益扩大的城市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佛教需求必然转向非制度性佛教型态。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未来十年，无论是制度性佛教还是非制度性佛教都将取得长足的发展，但非制度性佛教的发展将尤为迅猛。而在制度性佛教当中，城镇佛教的发展将十分突出，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