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商借佛敛财或利益众生：佛商文化投机心重返回

几年来，中国企业界很流行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等装点自己；不过，企业文化作为一项管理方略却是源自西方商界，且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邓晓芒教授解释“自在”是西方哲学概念，即谓自身固有之物，它随企业的存在而存在，企业不自觉地在培育。所谓“自为”则是讲企业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和精心培育。

邓晓芒教授认为平民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企业界，尤其是打造企业文化方面，仍是有许多可借鉴之处。邓晓芒教授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企业文化的三种特性，他解构“官商文化”是要进行改革的对象，“儒商文化”是一种过时了的理想，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但“投机心太重”，并没有解决赚钱的“最终目标”困惑。最后，他借康德之“实践理性”，试图为中国企业家开拓出一条新型思维路径。

中国当前的企业文化，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是“官商文化”。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传下来的，由官僚的垄断权力所导致，现在官商文化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成了腐败的温床，有的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这种官商文化正在走向消亡。

第二是“儒商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一种企业文化，讲“君子爱才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讲诚信、讲人性本善、讲政治。儒商讲“光宗耀祖”，最终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有一种崇高感，比如电视剧《大宅门》里那些药商就很讲信誉。儒商里面也有成功的例子，特别是在北方，但是这种成功往往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常常与“官商文化”结合在一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善”，它标榜的是儒家的那套东西，但实际上是以一种更高明的方式在欺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儒家是一种个人私德，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的私德水平之上的。这样的道德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虽然有重合，但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儒商会走向衰落。

第三种，我叫做“佛商文化”。我听一个社会学家说过，他在香港作了调查，香港的企业家一般都信佛。广东、台湾也是这种情况。中国式的佛家，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留”，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东西，他相信内心，但内心并无原则，这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机会主义，他讲运气、讲财运、讲机遇、讲慧根、讲顿悟。目前来说，这种企业文化最适合我们市场经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它把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规范都解构了，禅宗不承认什么规范，无形之中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规律。

内外双方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只能够凭运气，当然可以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努力打通关系，努力搞好关系。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又要去赚钱呢？背后还是由于一种赚钱的欲望。但是如何赚？中国的企业家赚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没有一种统一的规划，都是为了个人的一些欲望，所以导致环境和发展之间尖锐的冲突。

“佛商文化”也有困境

总的来看，“官商文化”是要进行改革的对象，“儒商文化”是一种过时了的理想，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样，它是入世的，但是它保留了出世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一种心理调解作用，一个相信禅宗、相信佛教的企业家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佛商文化”还是消极的、被动的，它能解构妨碍市场经济的人为的规范，但是没有积极的认知，它的行为都是凭借直觉和灵感，凭借运气见机行事，它不懂商品的经济规律。它背后起作用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而是人的欲望。所以佛商的问题就在于有了钱，发了财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佛商不提供终极关怀，佛家的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这种文化固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之下比一般赚钱的人要超脱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层次是不够的。 （稿源：佛教导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