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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美 陈卫华: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在港澳台的传承返回

2014-03-08 13:42:46 来源:弘法寺 浏览量:2090
导读:

本文系《太虚思想在当代大陆的传承》、《太虚思想在海外的传承》的姐妹篇》,主要依据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不同继承方式,就12位主要活动在港澳台的太虚门下及其再传弟子中的最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成两大系统评述,一为追随太虚一贯思路的弟子,虽然其中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分别以慈航与大醒为代表。二为创造性地继承发扬太虚思想,推进了人间佛教理论的弟子,以印顺为代表。这一区分,其实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照着讲与接着讲之间的不同。当然,依史学界惯例,在此限于对他早期门生的思想评述,至于人数更多的其再传弟子之成就等尚待后续。

 一、 太虚思想在港澳的传承

  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在香港与内地开始传播差不多同时,并早奠有根基。1910年,香港最著名的护法居士陈静涛就皈依了太虚,并大力护持人间佛教事业。太虚也曾六次赴港弘法,特别是1920、1935年之两次,驻锡时间均较长,为人间佛教思潮在港澳的展开结下深厚因缘。在20世纪50-60年代,太虚弟子法舫、印顺、演培、敏智等先后赴港,阐扬人间佛教思想,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但竺摩法师(1913- 2002)无疑是在港澳忠实继承与传扬太虚思想的代表人物。此外,大屿山莲池寺第二任住持圆行法师(1909-1089),系闽南佛学院的太虚学生,则在香港传承了太虚“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思想。

  1935-36年间,竺摩法师曾随侍太虚来港。1939年,他再次来港澳弘法,从此港澳地区成为他弘法事业与传播人间佛教思想的中心之一。人间佛教实际上是佛教的现代形态之一,竺摩法师也因此被觉光法师誉为“现代港澳弘法第一人”。

  竺摩法师,俗姓陈,名德安,浙江乐清人,自号雁荡山僧。因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竺摩幼年就深受佛教文化薰染,到12岁时,就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他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并由此得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来,又在白云长老等的引荐和帮助下,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当代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至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等法师求学。1933年冬季,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正值太虚应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让竺摩法师随侍并作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还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也是竺摩法师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35年11月,太虚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法师随侍并作记录,这也是竺摩第二次来到南粤大地,当月30日早晨,太虚一行抵达香港,被安排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随后,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太虚等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除了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12月14日,太虚法师又偕竺摩法师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位于六榕寺的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法师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在广州期间,太虚法师的老友金芝轩居士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法师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了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的佛教问题。次年年初,竺摩法师继续随侍太虚法师在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广东潮汕和港澳地区的佛教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因此在粤港澳地区佛教文化界享有了声誉。

  由此可见,竺摩法师早年追随着太虚思路,体现出的浓厚的“新僧”的革新理想。从进闽南佛学院就学到1938年赴港澳弘法前,竺摩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革新思想出发,强调佛教要关怀社会,积极维护佛教的优良传统与救世形象,自觉推展太虚的佛教革新思想,其比较突出的人间佛教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积极关怀社会。竺摩生活的时代正好是近代中国大动荡的时期,在他看来“现在的世界,杀机遍地,危险四伏,处处布满了愁云惨雾的恐怖,种族战争,阶级奋斗,国与国争,人与人斗……”而这一切根源在于人类的“不知足”。竺摩认为危害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宁及身家性命的,正是人类自身。因此他积极主张利用佛教特有的心理调适功能,来纯净人心,进而建设所谓“人间净土”。2、立下护法救教的弘愿。多年来,佛教流于民间信仰,民间的各种迷信也因此渗透到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佛教的社会形象。竺摩法师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着的对佛教的各种损害和打压现象,撰写了一批文章,体现其对佛法的坚定信念与护法救教的弘愿。竺摩认为中国民间对佛教的盲从信仰,“是由佛教未能深入民间所致,而惑乱佛教的机关多,症结亦在于此,”这种盲从对佛教有前途的发展起不了积极作用,甚至成了阻碍佛教进步的绊脚石。因而要将广博无涯的佛法,输入到民间去,且从下层阶级上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基础。当竺摩在胡适的著作中看到有毁僧言论时,也毫不客气的著文进行批驳,充分体现其护法护宏愿。3、具有革新僧制的自觉。近代佛教的衰弱与出家寺僧的素质低下是密切相关的。竺摩认为,当时相当多的僧人缺乏对佛法的正信,因受了“不及僧家半日闲”的影响和流毒,在社会上走投无路而混入佛门,根本不可能承担弘扬正法的责任。因此深受太虚僧制改革思想影响的竺摩认为,应革新僧制,提高僧众素质,尽管僧制改革可以依赖政府的力量,但在政治腐败的时代,只能依赖僧伽自己革新制度。

  1937年春,竺摩法师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七·七事变爆发。竺摩法师毅然中断了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了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而奔走呼号。不久,他又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僧人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又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的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几经危难,出生入死”。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竺摩法师赴武昌佛学院,旋即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的委员兼驻会办事。他努力工作,并业余撰文投稿《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由是,竺摩法师开始与港澳地区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法师到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竺摩法师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的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法师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作记录。这是竺摩法师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坛糸统地讲授佛经。对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竺摩法师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讲经说法的重要起点。

  1940年3月,竺摩在澳门出版了《维摩诘经讲话》,阐述其颇有心得的人间佛教理念。在近代中国佛门,信奉净土而念佛者,大多出于世俗生死关怀而执着于心外净土,竺摩法师强调,念佛净土即是唯心净土,因而要破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心外净土的错误追求,确立在现世中而不是在现世之外,实现人生超越的人间佛教观念。竺摩指出:“凡是佛所说的经法,都是上和三世诸佛所说的真理相契冥合,同时又下契一切众生的根性利钝程度深浅,”而他讲《维摩诘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念佛向往的净土应是唯心净土,这既自觉适应了当时重兴“本师释尊之遗教”的佛教新潮流,又是积极面向现世社会和人生需要的一种契理契机的历史调适。竺摩弘扬《维摩诘经》的佛法精神,除了发掘其中的唯心净土思想,更重要的是弘扬维摩诘居士修净土行的实践精神。他认为:对佛法修习者来说“山林修固然也重要,但我们为了免去社会人士的毁谤招罪,同时也要提倡合乎时宜的住世修……行往坐卧,行走十字街头,乃至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他真正修行的道场,”因而“维摩居士,可真是合理想的住世修的模范者了。”由此看来,竺摩积极阐扬《维摩诘经》所体现的维摩诘居士的住世修实践精神,实质上就是要弘扬适应现时代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即打破传统那种避世逃禅、冥心枯坐、完全不问世事的消极出世倾向禁锢,将佛法修行与现世生活结合起来,使佛法的真谛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使人间的生活福慧俱足。

  抗战胜利后,澳门的尹法显居士筹办了澳门佛学社,聘请竺摩担任佛学导师,长驻佛学社讲经说法。从1948年起,竺摩法师在澳门佛学社先后通过讲解《地藏经》和《金刚经》,阐述其人间佛教思想。竺摩指出,《金刚经》的因缘义,“可洞明人生宇宙缘起的真相,而破除了人生对于真理摸象的迷惘。”《金刚经》的般若义,“可以从世间法而见到佛法,”“也即世法而成出世的佛法”。《金刚经》的大悲义,能与一切众生救苦救难;“大悲心,亦即大悲菩提心,为我们学菩萨学佛的主要因素,没有这主要因素,便学不成菩萨,也学不成佛。”

  《金刚经》又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因讲佛法的性空理论,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竺摩在讲解《金刚经》时,也从人间佛教角度去看待,他不仅阐述了“般若是佛法的眼睛”的思想,更着重阐述了《金刚经》的般若思想对大乘菩萨行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人间佛教所追求的不是菩萨行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佛菩萨来救度众生,教化众生,同行菩萨行,最终实现庄严净土或人间净土。

  竺摩法师在澳门弘扬人间佛教影响最大的活动在于他主持编辑出版了《觉音》杂志。

  《觉音》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之一。但是,由于种多方面原因,该刊创刊及迁港后,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影响非常有限。1938年,竺摩法师来到香港,参与了该刊编辑,使该刊成为港澳与内地佛教文化界的桥梁,发表了太虚在内地讲经说法的报道和指导佛教界抗日救亡的最新讲话、论著。1939年,他接任该刊主编。1940年该刊迁澳门,成为澳门佛教界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刊物,编辑部就设在澳门三巴仔功德林。实际上,该刊的编辑、出版等大小事务,几乎全由竺摩法师一人操持,种种困难非外行所能想象,还遭受到佛教界保守派的攻击。而为《觉音》提供稿件的,大都是内地的和暂时留居港澳的内地高僧和一些文化名人,如太虚、巨赞、惟贤、大醒、源明、白慧和老舍、林语堂等。 从历史的角度看,《觉音》月刊所发表的许多近代内地高僧和文化名人的佛学论著,也反映了当时内地佛教界文化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像惟贤法师的《佛法与人生》、巨赞法师的《奔走呼号一整年》、竺摩法师的《弘传佛法的基本工作》、文涛《法句经新释》和太虚诸文等等,都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思想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创刊到停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竺摩法师以惊人的毅力编辑出版了三十二期《觉音》月刊,为澳门近代的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页献。《觉音》月刊不仅将中国内地的佛教文化最新成果及时地传播到澳门,使澳门佛教文化界能够尽快地接受内地佛教新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也将澳门佛教文化界的最新信息以最便捷的方式,传递给内地各处的佛教徒和社会有识之士,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澳门佛教文化界的新动态、关心和支持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因而,《觉音》月刊声誉大振,被誉为“华南佛教降魔宝杵”,成为华南佛教革新运动的必读刊物。

  1951年,竺摩法师在澳门又创办了《无尽灯》杂志,该刊是当时港澳地区“文化沙漠”中“发掘佛教的源泉”而浮现的“绿洲”。该刊尽力做到雅俗共赏,更可贵的是坚持传播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竺摩法师在《无尽灯》创刊号上发表《一个大学教授眼中的佛教》一文,针对某大学教授觉得佛教“既消极厌世,又迷信自私,而且还虚无寂灭,什么都没有”的认识,力陈大乘菩萨道精神,指出小乘罗汉中多少带有避闹趋静的消极气味,但也是为救度世人的准备。而在大乘菩萨的人生观中,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找不到半点感伤厌世逃避现实的消极气味,而佛教真正的精神,也就寄托在菩萨们身上。印顺法师也曾在该刊发表纪念太虚弟子法舫法师的文章,感叹说:“太虚大师的门下,人人都想学大师,但我觉得,大师的伟行壮志,面面充实,是很不容易学的,我们虽也算跟着大师修学,然自己所学的,都不过一分,或似是而非的。法舫法师,无论是在思想上,作风上,可算是学习大师学得最多一些的人。”这真是太虚大师与法舫法师的知音。《无尽灯》随竺摩法师弘法地点而迁移,1952年迁至香港,1956年迁至马来西亚槟城,但始终是港澳地区与南洋传播人间佛教思想的旗帜。

  竺摩法师在澳门还创办了澳门佛学社,是该社的真正导师。该社成立于1949年,居士乃该社骨干,至今仍是澳门佛教传承的中坚力量之一。次年,该社在当地开办了佛教平民义学,招生三百余人,推陈心彬为校长,开设各门文化教育课程,也有佛学科目,连续办了11届,坚持20多年。了解澳门当时中华文化状况的人无不肯定其难能可贵,对澳门殖民地社会中维系中华文化的传承的贡献不可磨灭。在竺摩法师驻锡该社期间,该社吸引了与影响了不少澳门文化界人士与知识精英。如当时文化名人黎泽闿、郭振嘉、陈心彬、黄秋贤、陈省堂等,都常与竺摩法师诗词唱和。该社还经常邀请香港与内地佛教法师来讲经,举办文化活动,“佛学问题座谈”等,成为当时澳门的文化中心之一。

  竺摩法师在港澳,还积极参与香港佛教界组织的救济难民会,作为驻会干事,负责具体的筹措物资等,在港澳各佛教道场与教育机构讲经弘法,支持正心佛学院开办,担任青山鹿野苑栖霞佛学院副院长、教务主任,兼任香港佛教联合会弘法部主任,深得各界好评,影响深远,“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更使佛法的正信观念进一步深入港澳及海内外的社会之中。”

  圆行法师,俗姓叶,名素广,广东顺德人,1911年8月1日生。1918年入学当地私塾,1925年于广东遂溪县东华寺礼印真和尚出家,后考入闽南佛学院。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军推进各地,河南佛教遭冯玉祥极大摧残,南方各省占寺侵夺庙产现象也极为普遍。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僧众深感恐慌,因常惺法师的推荐,一致公举太虚为该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太虚集中精力办院务,并亲自为师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所谓唯根论,意出《楞严经》;唯身论即指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太虚认为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佛教禅法有很多近似之处,但行为主义对许多问题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他在闽院讲这些是要求一代新僧都来关注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强调佛学必须对此作出适当的回应,这对佛教的未来至关重要。同年9月,太虚在闽院主持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随后,又为师生讲《救僧运动》。圆行法师当时在院学习,太虚讲的这些对他影响至深。他善于以禅法令徒众“启发了人生的目标,教导了他们安身立命之道”。圆行1929年于闽院毕业,并先后至YING KONG佛学院,广州佛学院任教,对广东佛教教育事业有所贡献。1932年,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台曹洞宗接法于本齐大和尚为“曹洞宗罗浮山华首台第十四代祖”,曹洞正宗第四十一世,传布禅法。后在港、澳两地先后闭关20余年,1960年在香港北角建“准提阁”,亦名“宗园道场”,并任香港大屿山莲池寺第二任主持,在香港佛门有“准提王”之称。1976年,获周智证为首之徒众尊崇,并继承太虚“人乘正法论”宗旨与当年在汉口创立佛教正信会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创建了“世界佛教正信协会”,并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陆续建立了分会,恭行实践。圆行宗园于1989年圆寂。遗嘱以所有个人资产捐赠给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为佛教教育与研究之用。

  二、 台湾承传太虚一贯思路的代表人物

  在台湾地区,继承弘扬太虚一贯思想最得力者当属慈航法师。

  慈航(1895-1954),俗名艾继荣,福建建宁县溪口镇人。其父艾炳元是清末国子监生,母亲谢氏也是当地名门之女。慈航幼年生活极为不幸,11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两年后弟弟又夭折,使其饱尝亲人生离死别之痛。同时家境也落入困窘,为了生计,艾继荣被迫辍学,跟随舅父学做裁缝以贴补家用,其舅父专门为出家人缝制僧衣,少年继荣经常送僧衣到各寺院,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寺庙、僧人,与佛结缘。17岁时父亲又因操劳过度,撒手尘寰。至此艾继荣孑然一生,了无牵挂,于是前往邻县泰宁峨眉峰礼自忠和尚出家,法号慈航。次年,前往江西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

  慈航出家后,云游四方,参访名寺,先后到过泉州的开元寺,宁波的天童寺、七塔寺,金陵的栖霞山,常州的天宁寺,扬州的高旻寺等诸大寺院;并朝参了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天台等名山。在参学过程中,慈航际遇多位名师,曾从圆瑛法师学禅,听谛闲法师讲经,并跟度厄老和尚修习净土。1927年,因常惺等人礼请,太虚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对太虚仰慕已久的慈航毅然离开南京,前往闽南佛学院求学。不久因闽院闹学潮,慈航被迫离开。对此,太虚在其自传中说:“夏初遂发生学潮,学僧中有慈航、谈玄、慧云、传戒、伊陀等。以一部分之过激行动,南寺闽院均陷危乱。”太虚将慈航列为学潮参与者,其实,这纯属太虚误记。多年以后,印顺在编撰《太虚法师年谱》时对此作了澄清:“闹学潮之主要者,为怀璞、悟开,自传所记之慈航、谈玄等,实无多大关系。”笔者比较认同印顺的说法,闽院学潮是由于佛学院先前所招学僧对太虚主张有不同意见,同时一批学僧因受社会上大中学校闹学潮风波的影响使其思想混乱的隐患陡然爆发,当时主持闽院教务的蕙庭措手不及,酿成学潮。慈航因为仰慕太虚而入闽院求学,与太虚大师和闽南佛学院所结下的深厚因缘,影响了他后来几十年的弘法生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太虚大师和闽院改变了他的一生。因此他当时断不会参与反对太虚的学潮。太虚之所以误记,一方面因“大师未曾亲处其事,仅泛忆有此几人耳。”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慈航平时给人留下的耿直印象有关。慈航“生性坦率、直来直往、胸无城府,”太虚对慈航的为人及秉性也十分了解,认为其生性耿直,重感情,直心肠,但有时会感情用事,失之任性。因而太虚在写自传时想当然的把慈航列入闹事学员之中。对于慈航的离开,江灿腾认为是因为慈航学业不精,大醒法师对慈航“近乎侮辱的批评过于明显,”慈航受不了,才自动离去。这一说法也过于牵强。慈航作为入学不久的学僧,因成绩不佳,受到时为教务主任的大醒批评,实属正常。事实上,慈航法师很理解与感激大醒法师的批评,认为“教不严,师之惰”,作为教务主任,批评成绩差的学生,是应该的,是义务也是责任,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因而慈航决不至于因此而负气离开。多年以后,他们在台湾相遇时,慈航依然对大醒无比尊敬,有次慈航在讲经,“大醒法师来了,恩师(慈航)说大醒法师是他的老师,亲自顶礼又嘱我们顶礼,又要我们叫他师公,”其对大醒之尊重令在场学生动容。因而慈航的离开只是因为学潮处理后,“留院者已寥廖无几”,才被迫离开的。

  慈航在闽院只呆了三个月时间,只听了太虚几堂课,但这短暂的求学生涯却使慈航成为太虚最忠实且重要的弟子,慈航从此服膺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精神和人间佛教思想,把追随太虚、弘扬人间佛教作为终身不渝的事业,并最终和法舫、法尊、印顺一起成为公认的太虚门下四大法将。

  1929年,慈航应邀前往安庆迎江寺担任住持,他以太虚佛教革命理念全面改革寺务,创办佛学研究部,以教育僧众;成立星期念佛会,以摄授信众。又组织义务夜校,以化导社会。使寺庙面貌焕然一新,颇有一番兴隆气象!与此同时慈航刻苦自学,佛学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慈航早年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因此文化程度不高,在闽南佛学院求学时,因为文字不通,还被时任闽院教务主任的大醒法师严厉批评。为此,慈航发奋苦学,他通过武昌佛学院函授班向法舫和唐大圆学习法相唯识学,尽管看不懂讲义,但“不愿就此灰心丢掉它,同时更加上不服气的心理,以为别人能写能教能卖钱,我连看也看不懂,这是多么可耻的一回事!”所以人到哪里,也就把这份讲义带到哪里,时时研读,差不多每日或隔几天,必须看看它。靠这种苦学精神,他终于精通唯识学,也为日后著书立说,四处讲经说法,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奠定了学术基础。

  为了把太虚人间佛教思想进一步推广,1930年慈航应邀到香港弘法,次年辗转到缅甸,开始了他海外弘法历程,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东南亚华人信徒中弘法的领导地位。在缅甸期间,慈航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弘扬太虚的人间佛教理念。慈航住在仰光龙华寺内,每天带着寺内40多个常住,朝课暮诵,持戒不懈。又联合当地居士,在1933年成立中国佛学会分会,作为太虚领导的中国佛学会在海外分支机构。慈航亲任导师,不仅自己定期演讲,还勉励各位居士轮流上台演讲,后把大家的演讲词集为《仰光中国佛学会通俗演讲录》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在当地的影响。

  1935年,在东南亚已享有盛誉的慈航回到国内,跟随太虚在上海、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桐城、九江、庐山、武汉等地讲经说法,弘扬佛法。太虚对慈航也是慈爱有加,每到一地,总是极力推荐慈航法师演讲或代为主讲,使慈航有机会展示他的佛学理念和讲经才能,进而赢得广大信徒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景仰,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佛门高僧,因此说慈航的成长和太虚的关怀与扶植是密不可分的,慈航为此也深深感念太虚大师对其恩重如山,所谓“师恩大如天”。抗战爆发后,慈航带了几名弟子,几经辗转,逃难到香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派人四处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企图从思想文化上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更有日僧在各地散布谣言,称中国政府毁灭佛教,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佛教在中国的生存,企图蛊惑人心,为侵略战争擂鼓助威。对此,太虚旗帜鲜明地呼吁中国佛教徒挺身护国,他指出:“佛教宗旨,正以解除众生苦难为唯一责任!……今日国事危急重重困难之中,……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1939年,太虚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访东南亚各佛教国家,一方面弘扬佛法,一方面宣传中国的抗战。因慈航曾在南洋弘法,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太虚特意把慈航列入了访问团名单。慈航一向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闻讯即从香港赶赴仰光,追随太虚,在东南亚各国巡访弘法。慈航在南洋各地演讲,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为圆瑛大师被拘捕提出抗议,强调中国佛教徒应该秉承释迦正法、救国护教、匡护正义。而海外华侨也应不分阶级、不别宗教,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促最后胜利的到来。慈航的演讲,义正词严,感染了信众,因而代表团所到之处,均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抗战表示理解和同情。1940年5月访问团回国时,慈航则应四众弟子挽留并征得太虚大师同意留在星马等地继续弘法。

  慈航认为践行人间佛教理念,必须兴办“教育、文化、慈善”三大事业,他亦始终遵循这三大原则。

  首先,大力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新型弘法人才,以使佛法得到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慈航驻锡马来西亚期间,深入华人社区,走访华侨社团,以广结法缘,筹资办学。1941年,慈航法师应洪福寺大护法、槟榔屿富商林耀椿母子邀请,担任洪福寺住持,不久创办槟城菩提学院。慈航法师在菩提学院时,亲自制定教学大纲,针对当地教育以英文为主,忽视华语教学,慈航要求学生掌握华语,并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学,学生不光要掌握佛学,也要学习世俗学。慈航还亲自宣讲了《楞严经》、《法华经》、《因明学》、《唯识学》和《楞伽经》等佛学经典,同时也为院方编定了课诵本,以供孤儿及寄宿生们使用,学院内至今还收藏着这些课诵本和其他读物。1943年,慈航还在新加坡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他甚至还创办了两所少儿菩提学校,大力推广佛学教育,培养弘法人才。

  其次,必须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整理出版佛教典籍和佛教书刊,向公众介绍佛教的历史、教义,才能使公众了解佛教,从而接受和信仰佛教,才有利于佛教在社会的传播与发展。慈航先后创办了《人间佛教》、《佛教人间》和《中国佛学》等佛教文化期刊,发表了大量宣传佛教文化的文章,在海内外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慈航本人也勤奋写作,尤其在抗战期间,撰写了《吾爱吾教亦爱吾国》等重要文章,许多爱国华侨受其感化而皈依佛教。抗战胜利后,慈航又发表了《建设中国新佛教大纲》、《中国佛教整理的程序》等文章,阐述其佛教建设与革命的主张。

  其三,必须大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实现佛陀普度众生的志愿。在南洋弘法多年,慈航以此为目标,创办槟城佛学会、怡保佛学会、雪州佛学会、马六甲佛学会、吉隆坡佛学会、星洲佛学会等,联合当地佛教界人士,积极从事社会救助,扩大佛教的影响,为人间佛教在南洋的传播做出极大努力。这一时期,正值国内全面抗战,因而慈航多次举办慈善募捐活动,支持抗战。日本轰炸槟城时,数所学校被炸,慈航还组织僧侣救护队冒死抢救伤亡学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

  1947年,太虚在上海圆寂。佛教教内呈现着一片荒凉气象,“大多数佛教徒,只知安于死寂的生活,提不起来向上努力的勇气”,而慈航法师凭着他“诚信、热情、真挚、勇猛的精神”在南洋吹起了佛教革命的号角。慈航在《中国佛学》月刊刊出专号进行悼念,并创办《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寄往国内各寺院,呼吁人们继承太虚遗志,推进佛教革命事业,成为太虚圆寂后人间佛教事业最忠实和积极的推动者。

  1948年,慈航应台湾圆光寺住持妙果的邀请,赴台湾创办该寺的佛学院,这是他人生的新起点。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原来在台湾占重要地位的“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势力退出,台湾佛教在组织上乃须作调整”,为振兴中华佛教传统,台湾佛教界有识之士纷纷延请大陆僧人前往弘法,而台湾佛教“法云寺派”领袖妙果法师一直以来跟大陆佛教界保持着联系,考虑到“大陆的变局正形成中,为因应未来的新环境,妙果决心在中坜圆光寺开办台湾佛学院,”这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所佛学院,至于派谁主持,闽籍出身的慈航法师,当时正在南洋办教育弘法,享誉甚隆,“自为最适当之人选”,于是妙果托与慈航相识的宏宗法师,邀请慈航前往台湾负责主办。

  慈航接邀后宣称:我台湾沦陷于异族人之手,五十年来固堪疾首,然民众信仰佛教尚未后人。虽一时曾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纯洁无瑕之佛教,致蒙不白之冤,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教徒果能一心一德,栽培弘法干部人才,将理智正信之佛教,努力宣传,使一般民众对于人生佛教之哲理,深印于脑海中,则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犹如反掌。为此,他毅然放弃熟悉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南洋,前往台湾弘法。

  创办台湾佛学院是慈航赴台的初衷,也寄予了厚望。他一向重视佛教教育事业,因此希望把它打造成其在台湾培养弘法人才的主要基地。根据慈航最初的设想,佛学院招收正式学僧40名,其中高中程度20名,初中程度20名。遇必要时得收旁听生。学僧全招出家男众,“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体格强健,无不良习气与嗜好,经人介绍并保证其一切行为,由学院考试及格后方准入学。而本院学僧凡入学时,须填写志愿书及保证书,并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保证金十元,至毕业时发还。”“本院学僧,如违反院规,得勒令其中途退学;除没收其保证金外,并追缴膳宿及津贴书籍等各费。”应该说,学员的招收与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基本符合现代教育的运行模式,使学员能够接受较为系统的学院化教育。而且其教学内容为“佛学、国文、英文、常识四科”,跟传统佛学院不同的是,学员除了接受佛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外,另加英文与常识,使学员一方面了解世俗知识,便于将来走向社会,接触公众,弘扬佛法;另一发面慈航尤其重视英语学习,每在讲课上教导学生必需学习外文,甚至支出学费给学生到外面去念英语。为中国佛教将来走向世界,跟海外交流打下基础。慈航这一办学思路,无疑忠实继承了太虚的僧教育理念,就连学制安排,“本院肄业期限,暂定为三年,”实际上先有六个月的训练班,然后是层次更高的研究班,这也基本延续了太虚闽院的办学体制。因此可以说,慈航的弘法实践,完全是太虚圆寂后人间佛教事业在台湾的进一步发展。

  慈航初到台湾,人生地不熟,事业开拓颇为不易。他甚至为了招生,前往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规划。慈航的演讲震撼了许多懵懂无知的僧青年,在台湾各地寺庙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深受慈航影响的慈观法师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慈观法师当时已在基隆宝明寺出家十年,以为“每天拜佛诵经,早晚两堂课诵,能背诵即是修行。”当时台湾光复不久,“社会尚未安定,混乱,也不想求学上进,以为苦修即能解脱生死为最妙。”慈(航)师在灵泉寺演讲的消息传来宝明寺时,“上下老老少少都要爬山去听讲了,我也被动随行了,到了灵泉寺拜谒恩师光彩焕发之慈颜并聆听那宏亮之法音,令我特地倾耳恭听,句句感人肺腑,最难忘的是他老人家说:上海(有僧人)在街上诵经赚钱海青挂上肩膀便在路旁吃荤,使社会人士对佛教轻视冷落。如此一个马流僧胜过一百个在深山修行高僧大德的印光法师,所以佛教要到人间来度生,唤醒社会迷蒙的众生,只靠兴办教育文化慈善才能挽回佛教的危机,也即是佛教三大救命环,……恩师的悬河辩词,热诚与真挚的实言,又加重的说佛教的成败僧伽有责。恩师对佛教的关怀如此尽责,使我感激万分触发我求学的信心,猛然而起深一层的认识学佛的真意义,恨不得插翅高飞突进理想求学的目的地,听了这一场恩师演讲后,即立志求学决心立即束装到圆光寺来报名入学了,”慈观经考核成为佛学院的正式学僧,日后颇有成就,成为“慈航法师影响下,台湾新一代的佛教女性”。慈航三大救命环的概括在台湾地区广为流传,成为人间佛教事业的象征。

  佛学院正式开学时,陆续招了50余人。慈航法师的教学方式,亦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他不仅自已讲,而且他讲完之后亦要求同学再讲一遍,使同学日后亦能成为能讲能说的弘法者。慈航用他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和超乎寻常的热情,很快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尊敬。照理他可以照此发展下去,通过佛学院培养大批新僧,成为台湾佛教界中坚,使人间佛教在台湾得以弘传。然而好景不长,慈航的教学很快碰到新的困难,以至最终佛学院难以为继。其实妙果没有办佛学院的经验,以为只要找来富有激情和经验的慈航就算了事。佛学院初办时,条件简陋,连必要的师资、教学的设备等等都没有,因此根本不具备办佛学院的基本条件,据慈航弟子幻生回忆:“未到圆光寺之前,想像中的圆光寺,以为是个像江浙一带的名山巨刹,谁知到了圆光寺,才知道它是一个仅有数十间一字形的破旧平房的小寺院,既没有巍峨雄伟的大雄宝殿,更没有前殿与后殿,至于其他的广大庭院等等,完全没有。如从圆光寺的建筑形式来观看,它一点都不具备一个佛寺的特色,要不是中间佛殿门前悬挂着一块“圆光寺”的匾额,我们真以为它是一座普通农村里的居家民房。它与大陆上的名山丛林霖固然无从相比,即与江浙一带一般的小寺院,也是无法比得上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办台湾佛学院,真是令人不可想像的。它除了有一个简陋得可怜只容数十余人听讲的小讲堂之外,其他的一切设备完全缺如。”慈航除了承担教学,教授全部课程外,还要兼任学生的生活导师,后来黄胪初居士(即随慈航出家的律航法师)看“慈老一身唱独角戏,实在太辛苦,”被慈航的菩萨精神所感动,答应担任国文教师,而全部佛学功课,仍有慈航一人包办。慈航不仅无薪可支,所有学生的讲义及笔墨纸费也由慈航自掏腰包。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慈航毅然坚持着他的理想,为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弘扬做着自己的努力。

  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佛学院开办时,许多青年僧人出于对慈航的敬仰,纷纷从各地前往投奔。不少大陆的僧青年,得知慈航在台湾办佛学院,也千方百计打听其在台湾的地址,写信联系,希望去台湾投奔他,在得到慈航的应允后,他们陆续前往台湾,到1949年春天,已有十几人。慈航法师以“客卿”身份,在台湾人生地疏,没有自己的道场,而不顾一切,护佑佛种,勉力安顿大陆来台的僧青年,比起一般注重山头利益的名僧,实在难能可贵。问题是,后续不知还有多少人会陆续赶来,这将是佛学院乃至圆光寺的财力所无法承担的。为此,妙果要求慈航不再接纳从大陆投靠他的僧青年,这对慈航而言,无论从佛法大意还是从个人情感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慈航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将佛学院教务交给圆明法师代理,自己则带了新从大陆来的青年僧人前往基隆灵泉寺,灵泉寺接纳了这些流亡学僧,以后几乎成了圆光寺外的第二教学中心。慈航在灵泉寺继续执着的开展着他的事业,以灵泉佛学院名义为学僧授课。不久又有一批大陆赴台的僧青年前往投靠,慈航自是来者不拒,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寺内一时人口众多,据说每餐要开四桌,灵泉寺的经济实力难以为继,慈航只得带一部分学僧再次离开,栖身于狮头山开善寺,并创办“狮山佛学院”,招生授课,总算暂时解决生活的问题。

  应该说,慈航当时在台湾,尽其所能,收留保护了一批大陆赴台的僧青年,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为日后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的中流砥柱,直到今天,仍要感念慈航当年的护持之恩。

  不久,台湾佛学院六个月的试办期届满,慈航带领灵泉寺、开善寺学僧回到圆光寺,准备按原计划续办正式研究班,但却遭妙果的反对,妙果以圆光寺财力有限,决定停办研究班,这意味着学僧将自行解散,台籍学僧尚可回原寺,大陆籍的学生将面临流离失所、四处流浪的局面。慈航眼看无法扭转局面,退而求其次,请求妙果收留大陆籍学僧,交涉结果,妙果答应收留10个,其余10多个由慈航负责安置。慈航原在南洋,有自己的道场和信众,应妙果之邀,满怀一腔热情赴台湾弘法,没成想事情最后到如此田地,尽管满怀失落和悲愤,依然以极大的悲心尽力支撑。

  慈航领着一批投奔他的大陆僧青年,几经辗转,来到新竹灵隐寺,在住持无上法师支持下开办佛学院,作为传法、栖身之所。谁知不久,遭遇更大灾难。1949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因慈航收容大陆赴台学僧,而以“涉嫌匪谍案罪”将其逮捕入狱,慈航法师在新竹警察局,其实只关了一夜,就被移监到台北东大寺。当时一些原属日产的佛教寺院,如善导寺、十普寺等,都被军方或警察局征用,除非后台很硬,否则寺僧难以立足。不然的话,善导寺和十普寺便不会转手给大陆籍僧侣;在当时的台北要想拥有一座寺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因为这一背景,慈航法师被移监到东大寺来,即是寺方当时具有“准治安机关”的性质之故。当时一起被铺关押的还有律航、道源、戒德、默如、心悟、佛声、莲航、性如等一些佛教界的知名法师,这一事件引起台湾各界关注,许多佛教信徒,都自发前往监狱探视,送饭和水果;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多方进行营救。连当时望重一时的斌宗法师也亲自到台北善导寺请李子宽、大醒法师和孙立人夫人张清扬设法保释。当日大醒法师不在,斌宗法师苦候至傍晚,才留书而归。此外斌宗法师也派门徒慧岳法师到新竹狱中,请典狱长赖远辉——法源寺的忠实信徒,特别照顾狱中诸人。李子宽还以“国大代表”身份,前往拜访行政长官陈诚,请求放人,经过台湾各界的极力营救,慈航才被释放出狱。这在一定层面也反映了慈航当时在台湾佛教界乃至台湾社会都已有一定影响。经此磨难,丝毫没有动摇慈航在台湾弘法的信念,他将弟子从新加坡寄来的离台机票撕掉、钱款交给寺院,依然选择留在祖国的台湾。

  出狱后的慈航在慈观法师帮助下,前往汐止“静修院”居住。但是,当时政府户口查的很紧,而慈航法师没有身份证,且身穿外国黄色僧服,很惹当地军警的注目,经常跟踪。一旦被发现没有身份证,随时有再入狱的可能。为避免麻烦,他经常由学生慈观和广闻两尼师护着,在崎岖的山路间奔逃,躲藏,受尽苦累。当听说慈航法师要设法转回南洋时,慈观等人为留慈航永驻台湾弘法,还将慈航的护照藏起来,使他无法办出境手续而留在台湾。慈航法师在台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台湾僧青年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静修院专门修建了“弥勒内院”供慈航讲学、定居,安顿投奔他的僧青年。此后,慈航在台湾的弘法事业进入了全新时期,分散各地的学僧纷纷前来依止,一时之间,弥勒内院成了抢救僧宝的大本营,也成为慈航培养人才、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基地,“弥勒内院”“代表了当时台湾岛上最有活力和最有影响力的佛学教育中心”。弥勒内院授课采用单级制,每天授课六小时,主要内容有:《楞严经》、《楞伽经》、《法华经》、《华严经》、《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还教授因明学。主要参考书有:《圆瑛法汇》、《太虚大师全书》、《谛闲大师遗集》等,绝大多数课程都是由慈航法师一人讲授,慈航为此殚精竭虑,极度操劳,这可从他的日常时间安排表上看出:晨5—6:30时诵经礼佛;7—8时读英文;8—9时讲经;9—10时讲经;10—12时编书;午睡后2—3时讲经;3—5时讲经;5—6时编书;晚上8—9时讲经;9—10时编书;10时以后:礼佛静坐就寝。除了日常的诵经礼佛,慈航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于备课、讲学,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即使1952年9月19日观音诞,慈航法师于内院闭关,仍于关中透过窗口继续为学僧授课。据慈航弟子续明法师回忆:“老法师在关中,日与藏经为伴,精进匪懈,即使面对他的学生、弟子,也毫不存自满自足的心,在言谈话语中,总是流露着:佛法无边,所知甚少的谦虚态度,每有新著出版,无不仔细阅读;遇有杂志报刊索稿,无不百求百应,一挥而就。……曾致力于撰写成唯识论白话解,并重编藏经目录。六日中午中风后,尚扶病整顿藏经目录的手稿,由此亦可见老法师用功之勤。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世间知识尚且如是,何况无量无边之佛法!语云:活到老学到老;老法师为学不厌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慈航精进不懈的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台湾僧青年,日后弥勒内院走出的学僧,如了中、自立(乘如)、唯慈(日照)、幻生、印海、真华等,能成为弘化一方的佛教中坚,均得益于慈航当年呕心沥血般的谆谆教导。

  慈航在台声誉日隆,当他时刻想着提携晚辈,有寺院请他讲经,他有机会就安排年轻僧人代他前去,借此锤炼和培养他们。慈航本人也是诲人不倦,曾应中国佛教会邀请环岛宏法布教。慈航老法师对于教人,“是曾不感到厌倦的。一个人要听法,就给一个人说,二个、三个、数十个要听法,就给二个、三个、数十个人说。时间由听的人什么时候来而决定,老法师不曾感到烦厌倦怠,有时一天要讲八、九个小时,还要接待开示来造访请益的人,这是任何人所作不到的。而老法师能行之自够,精神奕奕,毫无愠色;此唯有发真实大乘菩萨心者能之;小乘以下,则无此种表现了。”其一言一行,都给弟子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作用。

  次年春天,慈航主持精进佛七,廿四小时不休息主持主七,来参加的有“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多人,盛况空前,一直到第六天晚上开示当中,慈航嘱付大家在后山盖西方三圣堂让律航、会性、真性三人笃诚念佛去住,又命章居士做山上当家,等一切交代后,即说:我现在立即往西方。话说完了慈航即示寂,肤色渐脱化而去,此时圆明法师及大会同学恐惶无措的跪下去,恳求慈航大师不能示寂,尚祈留在世间继续引导这般迷蒙的众生,由此慈航的血色渐渐恢复说:西方三圣已现前来接引,不料你们这些人拖拖拉拉的把我拖回来。仿佛已到来去自如的菩萨境界,这种情景令当时在场的僧徒顿生崇敬。

  由于慈航声名远播,许多社会名流、教界人士,都慕名前往请教,听其讲经说法,一时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慈航为此创设了星期念佛会,每星期日在静修院举行,慈航经常做佛学讲演,他的讲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慈航为人热情诚恳,活动能力强,到处广结善缘,因此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久,基隆佛教讲堂落成,请慈航去开示,适逢有12位皈依者送来12个红包,慈航拿一包给同学做车费,其余的都交给自由书局的老板嘱他买油米送给新落成未久的八堵海会寺道源老法师,而自己不取一文。慈航的为人设想的无畏精神令周围的徒众感慨莫名,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示范作用,极大的教育了台湾的僧青年将来为教尽粹,为法忘躯。

  1954年,慈航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入寂。门下弟子遵其嘱,将其遗体用大缸跏趺盘坐于弥勒内院后山,1959年开缸检视,见其全身不坏,面目如生,皮肤呈半透明棕色,随后将其肉身装金,迎归弥勒内院安座,成为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位保存肉身不朽、留下全身舍利的金身菩萨。

  战后台湾一片萧条,佛教界也是如此。当时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影响急剧衰落,台湾佛教处在转型时期,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慈航到达台湾,为台湾现代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他在台湾现代佛教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作用。在其圆寂以后,他所教育和培养的僧青年逐步成长为台湾佛教界的中坚力量,其中许多僧青年,“有的现在福严精舍,跟着印顺法师做深入的研究;有的当方丈(心悟法师等);有的主编杂志(自立法师主编《佛教青年》;心然法师主编《中国佛教》;清月法师主编《人生》);有的在佛学院当教师(心悟法师、浩霖法师等);有的为他编印全书(自立法师等);有的努力学习英文(静海、以德、能果、印海法师等);有的禁足或闭关自修(惟慈、宏慈、果宗法师等)。这些优秀的僧青年,莫不受着慈老伟大的感召力而精进不懈。”值得一提的是,慈航作为继承太虚思想的忠实弟子,声称太虚是他“唯一的亲教大师”,他是“最信仰虚大师的一员新僧”,甚至公开表明:“太虚大师是我生命的崇拜,谁触犯了他老人家,我可说一句以命相偿!”让人感到困惑的是,1947年,就在太虚圆寂不久,慈航就在槟城极乐寺接受圆瑛大师法脉,成为圆瑛嗣法弟子。众所周知,太虚和圆瑛历来被看做近现代佛教史上新、旧势力的代表而颇多争执,因而慈航此举颇受争议,尤其受到太虚一派弟子的强烈谴责。苇舫法师就曾写信骂他“胆大如天,敢作敢为”,而大醒法师到台湾后“最轻视慈航法师,当面羞辱慈航法师”,甚至在慈航被铺入狱后,“不但不帮忙营救,反而说救他作甚么?”大醒如此幸灾乐祸,其根源也在于此。慈航应该早就料到如此结果,为何当初还是不改初衷?对此,何建明认为:这与他对佛教所面临的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有关……在慈航法师的眼里,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之间的分歧只是对中国佛教复兴路线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二老复兴中国佛教的伟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他从爱教护教的根本立场出发,一方面哀悼太虚大师的上生兜率,为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巨大损失而痛惜,激励后继者们不断前行;一方面祝贺圆瑛老法师的在世长驻,为中国佛教未来的复兴与赓续发展而祈愿。其实,慈航的这一举动,自有他的考虑。首先,慈航与圆瑛大师渊源颇深。慈航性情豪爽,平时为人处事,向来对事不对人。即使是对太虚的信仰,也不是无原则的盲目崇拜,而完全是“以理智,不带丝毫的感情”,他敬仰的是太虚的人间佛教理念及其领导的佛教革命事业,也就是说,他所信仰的是法,而不是人。因而他不会因为崇拜太虚而诽谤他人,他认为天下的善知识,都是他的师长! 因而他在追随太虚的同时也接圆瑛的法,就可以理解。慈航与圆瑛同为闽籍僧侣,又都在南洋传法多年,影响巨大。而慈航在20岁时,就曾在天童寺听圆瑛讲《楞严经》。1936年,慈航在上海拜会圆瑛法师,圆瑛安排他在圆明堂弘法会上讲演,随后还邀他一同观看上海僧侣救护队战地训练。因而慈航对圆瑛也素怀敬仰,也就为他接圆瑛法脉奠定了基础。其实,中国佛教徒往往皈依几个甚至十几个师父是常事,对此大不必苛求。第二,慈航的主观意图是想调和新、旧两派,让大家齐心协力推进佛教发展。在慈航看来,太虚与圆瑛都是值得敬仰的一代大师。他俩曾是结拜兄弟,私交甚好,本无个人恩怨,甚至即使兄弟反目后,也彼此维护,很少互相攻击。外界认为的太虚的革命与激进和圆瑛的保守与顽固,只是他们对近代中国佛教振兴之路的认识不同,其弘扬佛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所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因而,慈航并不像两位大师的有些弟子那样,非此即彼的宗派门户之见甚深,相反倒忠实继承了太虚的“八宗兼弘”思想。这点早在1928年他参加太虚举办的僧伽训练班时就有表现,据当时的同学道源回忆:同学们大都自命为“新僧”,好像自创一种新风气,谁都不愿穿海青拿念珠,因为那样便似乎是“老僧”了。我冷眼看见慈师搭衣持具到大殿里去拜佛!不但早晚如此,而且天天如此!出家人搭袈裟拜拜佛,算甚么了不得?然而在彼时彼地,确是难能可贵甚为希有了!由此,我对慈师起了尊敬心,也就愿意和他多谈谈。……谈到现在的佛教:他认为“老僧”缺少知识,而“新僧”缺少行持,同为现在佛教的大病!

  同样继承太虚一贯思路,但行事激进的代表人物应数大醒。大醒法师(1899——1952),俗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23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后来因读憨山大师的《梦游集》,与佛法结缘,并且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关于大醒出家的机缘,他在《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中有如下表述:在民国十一年(1922)秋天,戈公振的父亲开吊,于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我发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这个时候其所以引起我的注意者:一是因为那封信袋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而尤其是不寻常的“常惭愧僧”的一个别号。当时,不敢说我的思想近于佛教,庸庸碌碌的人,谈不到有什么思想的,不过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不知不觉中引动了我有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十二年(1923年)的春初,我谋食上海,常在公振先生那里走走。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他的床架上挂着一串念佛珠,那时我因知道公振正怀着烦恼的心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吧!我心中发动了这样的疑情。有一次我和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我说:“公振先生,我的个性,我的环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现在,事事都感到苦恼,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复我:“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受徒的,且等待两年,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公振的一本《印光法师文钞》就赠与我。”由此可以看到,大醒决心出家,最初受到印光法师较大影响。1924年,时年25岁的大醒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字机警(晚年别署随缘),号大醒。

  1924年,太虚好友常惺嗣法江苏泰县光孝寺培安,因该寺寺产过丰,绅学界常与为难,常惺礼请太虚前往讲经,以资调和。这年夏天,太虚到达光孝寺,而大醒在剃度之后,到光孝寺听讲,“始于是见(太虚)大师,”此为大醒初次拜见太虚大师。以此机缘,大醒进入武昌佛学院,此时太虚大师在武昌办的佛学院,第一期学生已于1923年开学,因此大醒进入第二期学习,是第二期的学生。与他同期的学僧,有寄尘、亦幻、墨禅、迦林、恒渐、枕山、虞佛心、苏秋涛等。当时佛学院教师除太虚大师外,另有教务主任善因,及教员张化声、唐大圆等。大醒在佛学院期间,刻苦研读,尤其用心学习佛学课程,因而很得太虚大师亲睐。

  太虚大师素怀大志,要前往欧美弘法。1925年夏天,太虚在庐山大林寺设置“庐山学宭”,挑选了一批优秀学生,包括会觉、满智、迦林和大醒等,让其在学宭中学习佛学及英文,为将来弘法欧美做准备。太虚亲自为他们讲授佛学,英文由燕京大学毕业的熊东明居士教授,这使大醒的佛学与英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大醒作为太虚的嫡传弟子之一,在倡导佛教革命、弘扬人间佛教方面不遗余力。1928年三月,大醒奉太虚之命,和芝峰法师先后到设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大醒并任南普陀寺监院。在此期间,大醒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当时正值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然而佛教界的灾难接锺而至。基督将军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寺产,驱逐僧众;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向政府提议改僧寺为学校,而当时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也准备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庙产兴学的方案,发起所谓“庙产兴学运动”。1929年,内政部订立“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打算以政府法令来没收庙产,兴办学校。在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太虚专门发表《对于邰秋爽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一文,对此进行痛斥。凡是有血性的僧侣,也都抱着毁身殉教的决心来护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个。大醒当时年方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他在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佛教徒团结一致,整顿内部,健全寺院组织,共同护持正法。大醒思想激进,言辞犀利,文章引起了较大反响。

  大醒、芝峰在闽院多年,当地僧侣不满于他们对厦门佛教会事务之处理,亦不满于佛学院中闽籍学生太少,因而多方为难。1932年底,太虚大师抵厦门,辞去南普陀住持,由常惺继任。大醒、芝峰亦辞去佛学院职务,随太虚大师离开厦门。大醒在闽南待了五年之间,对于整顿寺务、发展教务,实现太虚建僧理想贡献颇多。

  1933年,大醒前往广东汕头,主办《现代佛教》周刊,继续宣传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理念。不久,又回到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杂志,宣扬人间佛教思想。1934年,大醒主编的《海潮音》杂志,专门出版“人间佛教专辑”,发表太虚大师等所撰写关于人间佛教的十八篇论文,在全国佛教界引起极大的反响。1935年,大醒东渡日本,详细考察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情况,回国后撰写《日本佛教视察记》。不久,他回到江苏,担任淮阴觉津寺住持,主持出版《觉律》月刊,继续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同时创办“觉津佛学院”,培育青年僧才。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醒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训练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后以局势动荡,大醒前往上海静安寺寄居。

  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大醒担任该会秘书长,协助太虚大师整理中国佛教。1946年夏季,太虚大师将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一职交由大醒接任,由此也可看出太虚对大醒的极端器重。1947年,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舍报往生,大醒与同门师兄弟亦幻、尘空、灯霞、演培等随侍在侧,为大师治丧。事后,又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辑和太虚大师舍利塔建立的工作,并再度接手主编《海潮音》月刊。1949年初大醒前往台湾,并把《海潮音》杂志搬迁到台湾继续出版,开始了他在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的新时期。

  赴台之后,大醒担任台北善导寺导师。1950年冬天,大醒积劳成疾,罹患高血压症,移住新竹香山一善寺疗养。待病情稳定后,他应新竹灵隐寺无上法师之邀,到该寺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并担任导师,培育僧才。根据晴虚长老回忆:讲习会的学制是三年,因此实际上办的是“佛学院”,只是当时台湾当局不允许佛教界办佛学院,因此大醒法师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以短期讲习会的名义,开办培育僧才的教学机构。当时任教就学者包括有星云、了中、印海等数十位青年法师,且大多是从大陆来的,都受到大醒法师的栽培和关照。

  不料,短期讲习会开办半年后,大醒法师在1952年3月猝然中风,半身不遂,又回到善导寺疗养,在这年年底示寂,世寿五十三,戒腊二十七夏。大醒作为太虚大师忠实弟子之一,一生追随太虚,弘扬人间佛教,尤其重视兴办佛教僧伽教育和主办佛学刊物。早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负起抢救佛教的重任。他曾多次撰文呼吁,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规,整肃僧寺的腐化现象,使当时的佛教界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主编《海潮音》杂志,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成为太虚思想的忠实奉行者,1949年后,将《海潮音》杂志迁往台湾续办,迄今在台湾已发行四十余年,为人间佛教思想在台湾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醒擅长于文学、能诗书、且热心佛教文化教育,他生平发表的佛学论文甚多。主要的著述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口业集》、《日本佛教视察记》、《空过日记》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着》。

  乐观法师也是太虚门下激进弟子中的代表人物,其经历颇带传奇色彩。乐观(1902~1987),湖北汉阳人,俗姓刘。法名有源印、悲观、乐观等,以“乐观”之名行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七岁时入塾启蒙,他聪明而顽劣,天性不喜读书,经常逃课在外游荡。以此屡受重责,而顽劣如故。其祖母吃斋念佛,常带他到汉阳名刹归元寺礼佛。十四岁时,乐观在一所基督教设立的学校读书,以不愿意参加作礼拜,及不接受洗礼而退学。相反,他常去归元寺与法师往来。十七岁那年,在修印长老的指示下,到汉阳鹦鹉洲,求续参老和尚为他剃度出家。续参老和尚收留下他,教他读《心经》、《楞严咒》,几天后他就会背诵。老和尚很欢喜,认为他有夙根,乃给他缝制僧衣、僧袄,准备给他剃度,不意家人找到了在鹦鹉洲的寺院,把他带了回去。回家后,他母亲忙著替他说亲,希望藉著为他成亲把他留下来。但乐观决心脱俗出家,就二度离家出走。这一次不能在家乡附近了,就坐上轮船到了湖北沙市。1920年他终于依灵一法师剃发,法名源印。同年于沙市章华寺受具足戒。

  次年,乐观由沙市到汉口九莲寺,考进了尘、戒尘二位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受学。读了几个月后,一天,太虚大师到华严大学演讲,他听太虚讲的以新知为多,就在华严大学退学,去亲近太虚,成为太虚的侍者,跟随着太虚住在汉口佛教正信会。1922年,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命乐观入武院受学。他在武院读到第二学期,依然率性而为,对学监大觉法师搞恶作剧过了火,为此大觉贴出了“源印犯规,除名”的布告,他也立即离校,北上北京。1923年,他在京找到他剃度师灵一和尚的好友龙泉寺住持明净和尚,明净和尚留他住在龙泉寺阅读藏经。这年8月,武昌佛学院的俗家学生张宗载和宁达蕴二人,获得太虚支持,在北京组织“佛化新青年会”,乐观也加入了太虚门下这激进的一翼,助编新青年会出版的《佛化新青年杂志》。他看到佛教种种保守落伍的现象,感到十分悲观,就以“悲观”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后就一直用悲观之名。至1937年,他由泰国、缅甸、印度归国,组织僧伽抗日救护队,为鼓励抗日斗志才舍弃悲观之名,易名“乐观”。

  1924年夏,乐观到江南游历,随处挂单。年底在杭州灵隐寺,看到一张日本大阪胜尾寺“密宗佛学院”的招生广告,他动了到日本学密的念头。1925年春,他伙同湖南谈玄、河南饶悟二人东渡日本。到了大阪胜尾寺,才发现所谓“密宗佛学院”者,只是一间十个叠席大的偏房,挂了一个小木牌,教师设备全无,至此才知上当。就藉机游览了一番,随即回国至湖北沙市。当时沙市各界,正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乐观由于厌恶军阀割据,内战不休,在爱国心的激发下,化名刘觉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他与武院同学张宗载、周浩云等,在武汉创办一份《无畏周刊》,响应国民革命,鼓吹佛教革新。自1928年始,他游学南洋各地,主要想考察南传佛教。途经曼谷时,曾由当地“中华佛学研究社”陈慕禅居士的陪同,晋见了泰国僧王慎能毗罗室单那亲王。最后抵印度,瞻仰了佛教圣地。1931年乐观回国,又想去西藏考察藏传佛教,行至中途,正遇上川康内哄,道路隔阻,于是中途折返,乃在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各地漫游,如此达三年之久。1935年,他在南京联络了等慈、觉圆、性教三位法师,组织了一个“暹罗留学团”,自任团长。通过报章宣传,各界资助了一笔旅费,于1939年首途曼谷,受到华人佛教社团特是“中华佛学研究社”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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