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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素食传统浅谈 返回

2014-04-26 15:48:52 来源:中国宗教网 作者:圣凯法师 浏览量:1517
导读:

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传统,一般认为是在梁武帝时确立的。但是,在梁武帝以前,《高僧传》中就出现了大量“蔬食”高僧,为素食传统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高僧传》中高僧的蔬食,如智严出家后“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求那跋陀罗“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其背景、原因以及情形各有不同。

        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传统,一般认为是在梁武帝时确立的。但是,在梁武帝以前,《高僧传》中就出现了大量“蔬食”高僧,为素食传统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高僧传》中高僧的蔬食,如智严出家后“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求那跋陀罗“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其背景、原因以及情形各有不同。

  一、隐居于山林,唯有蔬食,这是现实生活所迫;另一方面,道家求仙者的形象对中国高僧影响非常大。求仙者大多有蔬食的要求,甚至不食五谷。如道安受具足戒后,“栖山木食”。支遁自称“野逸东山,与世异荣,菜蔬长阜”,因见鸡蛋中的小鸡而蔬食终身。帛道猷在与道壹的信中说:“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单道开在出家前,“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昼夜不卧,与同学十人共契服食”。道教重视服气、辟谷、服饵诸术,认为元气为生气之源,气在则神随生,得元气则生,失元气则死。“服气”亦名吐纳、食气,即吸收天地间之生气。“辟谷”亦称断谷、绝谷、休粮、却粒,即是不食五谷的意思;道教认为人体中有彭倨、彭质、彭矫等三尸,分别喜欢宝物、五味、色欲,是欲望产生的根源,是毒害人体的邪魔,而三尸是靠谷气生存;所以,人若不食五谷,断其谷气,那么三尸在人体中就不能生存;要益寿长生,必须辟谷。但是,不食五谷仍然要维持身体,所以食茯苓、巨胜、黄精、大枣等物。“服饵”就是服食丹药。

  这些道术传入初期中国佛教,引起高僧的实践。如法成“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僧从“不服五谷,唯饵枣栗”,但是“年垂百岁,而气力体强,礼诵无辍”;法光出家后,实行头陀行,“绝五谷,唯饵松叶”,后来誓志烧身,“乃服松膏及饮油”;法恭出家后,“苦行殊伦,服布衣,饵菽麦”,同传记载乌衣寺僧恭“亦不食粳粮,唯饵豆麦”。

  二、儒家强调服丧期间,必须断绝肉粮。《仪礼·丧服》说:“斩者何?……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寝不说绖带。既虞,翦屏柱楣,寝有席。食疏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同时,儒家亦以不杀生为仁的体现之一,如《孟子·梁惠王上》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服丧必须蔬食,成为孝道的表现方式,而且得到中国佛教徒的支持与实践。如竺法旷“及母亡,行丧尽礼,服阕出家”,道恒亦是“后母又亡,行丧尽礼,服毕出家”,僧镜“家贫母亡……乃身自负土,种植松柏,庐于墓所,泣血三年,服毕出家”,这都是严格按照儒家的礼仪服丧。儒家礼仪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层面,不但是佛教徒,即使方外隐士亦皆如此。如《晋书·隐逸传》记载郭文“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孟陋“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而且,梁武帝断肉食的奉佛生活实际上就是父母亡后,如《净业赋》说:“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可见儒家孝道思想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蔬食有助于持戒,树立苦行的修道形象,而且是德行的象征。如慧远的弟子昙顺“蔬食有德行”;如《慧观传》附传有法业“蔬食节己”,所以晋陵公主为他建造南林寺;慧猷“蔬食履操”,法珍“蔬苦弗改,戒节清白”,慧温“疏苦并有高节”。蔬食者控制了自己的欲望,断绝了俗世生活的习惯,无疑是道德操行高尚的表现。

  四、蔬食有助于坐禅、诵经、持咒,是修道生活的助缘。如道恒“蔬食味禅,缅迹人外”;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普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竺僧显“贞苦善戒节,蔬食诵经,业禅为务”;支昙兰“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法绪“德行清谨,蔬食修禅”;慧通“蔬食持咒”;僧覆“学通诸经,蔬食持咒”。

  五、蔬食与忏悔亦紧密相连。如僧远在出家前“蔬食忏诵”,出家后蔬食五十余年;僧侯十八岁时,便“蔬食礼忏”,出家后直至临终,“鱼肉荤辛,未尝近齿”。

  僧尼蔬食的出现,还受传译经律的影响。公元418年开始,《涅槃经》、《楞伽经》、《央掘魔罗经》、《梵网经》等,极大影响了禁绝肉食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十诵律》的译出,在《十诵律》卷二十六中,佛陀制戒:“听啖生肉饮血,应屏处啖,莫令人见”,因为得病而食肉,但是不应令人看见,无疑从另一方面说明佛陀不准许非病的比丘食肉饮血。

  中国儒家孝道思想、服丧的规定以及道家求仙的修道方式,经义与戒律的规定,现实蔬食者的大量存在,为梁武帝提倡素食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对僧尼断酒肉的推动,不仅有经典、历史的背景,亦有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尤其是周颙、沈约等士大夫相继提倡素食,对梁武帝影响很大。周颙是宋齐时期的文人,晚年热心素食,而且力倡素食。沈约对素食的推动,在他的《忏悔文》、《舍身愿疏》、《究竟慈悲论》中都有体现。

  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梁武帝是最核心的人物。梁武帝对禁断酒肉的提倡,不仅有自身的生活实践,还是齐梁佛教的现实需要。

  齐梁时期佛教发展迅速。随着寺院僧团势力的发展,难免与君权产生冲突。梁武帝积极提倡佛教,导致寺院、僧尼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僧尼的弊病亦不断出现。在士大夫对佛教提出改革的意见中,便有“僧尼皆令蔬食”,这是以蔬食作为持戒和道行的标准之一,成为改革佛教的关键性办法。

  从梁武帝自身来说,虽然他出身贵族,但是信仰佛教后,他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誓行不杀生、不饮酒、不肉食的菩萨戒。所以,他提倡禁断酒肉,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法云法师等为代表,针对传统佛教僧伽的流弊,提倡菩萨慈悲、严守戒行的新精神,以“断酒肉”为实践之始,来匡正佛教。所以,梁武帝是利用了一批明经、解义、持律的比丘,以戒律、法义的辩论,来导正僧伽流弊,将“断酒肉”运动发展成为佛教内部的自觉,从而避开王权与僧伽的冲突。

  从“断酒肉”的整个运作来说,梁武帝、法云法师等先后举行了两次法会,对断酒肉进行公开辩论。法会经过策划,《断酒肉文》经过梁武帝与法云等高僧的讨论,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与“食肉者断大慈种”等证据确凿的理论依据。经过两次法会的举行,通过法义与戒律两方面的讨论,在思想上进行统一,而且通过国家行政机构发布诏令,并且由当时佛教领袖负责传布,从而在实践上保证了“断酒肉”政策的推行。(信息来源:中国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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